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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维埃革命模式

“苏维埃"是俄语的译音， 原义是“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意思。它之成为特有名词，纯粹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

它是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只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后来很快发展成为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日渐成为和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

进而，布尔什维克利用它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的优势地位，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以苏维埃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作为一种权力机构的苏维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按区域，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来选举代表的，从而保证了代表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它废除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体制，是身兼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且具有高效率的一种独裁机关；同时它完全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

把苏维埃的革命模式搬到中国来，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远远达不到俄国的水平，中心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组织远不足以发动像俄国革命那样的群众性暴动。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以及民众的情绪，也还远没有达到可以通过群众暴动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程度。

在国民党已经公开反共，并以“清党"的名义大量杀害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放弃国民党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旗，打出工农革命的旗号，固属必要，但转而在中国广泛推行俄国的“苏维埃”革命模式，比照俄国革命的程序和经验来认识乃至于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却不能不造成许多麻烦。

尽管有了成功组织南昌起义、秋收暴动等一系列武装暴动的经历，然而所有这些暴动都清楚地暴露出城市中共产党组织极其薄弱，不仅不足以发动广大群众起义，而且虽有少量军事的支持，也远不足以真正夺取城市，更谈不到在中心城市中建立政权了。

自暴动政策实施以来，除了南昌以外，事实上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中心城市组织过有效的暴动。即使是以农民暴动为主的冲击城市的行动，也毫无成功的个案。事实上，无论中共中央多少次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中，期望通过有组织的暴动来造成各地群众起义的局面，然而暴动的结果，中共组织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日渐萎缩。

据湖北省委统计，7月时武汉的党员有8000余人，武汉国民党采取“分共"措施后迅速减少了5000人，到8月中旬又减少了1000余人，到9月份则只剩下约1000人了。同样的情况，中共五大时全国有党员约50000人，到11月间已减少了4/5，只剩下10000人了。不要说这10000名党员中相当部分不在城市之中，就是能够把他们集中起来，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通过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成功也没有可能。

二、从国民革命到苏维埃模式的转变

井冈山农村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俄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估计。

还在秋收暴动准备期间，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烈地主张抛弃国民党的旗号了。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讲：共产国际代表来湘，谈及共产国际的新训令，主张中国应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帜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

毛泽东这里所讲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指的分别是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前者在俄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象征，后者则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象征。1905年革命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故把国共合作的破裂所导致的共产党革命的失败与之相比，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中国革命处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低潮之中，还需要经过12年之久的长期斗争和准备，才有可能走向胜利的1917年革命。

而继续打出国民党的旗号，也意味着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还需要很长时间以后才有可能真正展开。显然，在宁、汉两地的国民党已经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之后，这是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难以相信，也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

坚持要继续打出国民党的旗号，这其实是莫斯科，或者说是斯大林的意见。

这里面无疑有策略上的考虑在内，因为国共分裂之初，一些国民党人，包括宋庆龄、邓演达等仍在积极活动，准备成立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内部还存在着相当多左倾的力量可以争取。但与此同时它也与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有关。

斯大林相信中国革命同俄国革命一样，需要经过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所谓“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时期。它类似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广州政府时期就属于这样一个时期。

第二个阶段革命开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阵营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类似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即推翻沙皇统治，由社会革命党等组成克伦斯基政府的时期。中国革命的武汉政府时期就属于这样一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开始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社会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地主对武汉政府的压迫”而“脱离革命”，革命阵营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它接近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即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举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工兵革命时期。

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现在更“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应该要经过比俄国革命更长一些的时间，革命才有可能重新走到大街上来。而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情况下，“不要太跑在前面，不要现在就成立苏维埃”。当然，斯大林并不否认中国存在着迅速推行苏维埃革命的客观条件。

布尔什维克当年在俄国领导七月革命”虽然一度遭受了挫折，仅仅3个月后就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七月失败”来比喻中国革命目前的情势，亦可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颇具信心。

他明确讲：“在最近的将来”，一旦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可以作为当前口号、作为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对抗而提到日程上来了"。

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莫斯科不同意马上放弃国民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号，另一方面却同意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迅速开始宣传苏维埃，准备一旦革命出现高潮，即公开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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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促使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很快就宣传苏维埃革命的主张了。到9月20日，莫斯科正式发出了批准打出苏维埃革命旗帜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迅速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交中共中央讨论通过。

决议案宣称鉴于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土地革命的急剧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所以过去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策略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三、苏维埃革命模式为何只能在农村取得成功？

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刚刚提出，中共领导人通过已有的一系列暴动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中国不同于俄国，依据中国自身的条件，中国革命可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这不免造成了共产党人思想上的极大困惑。

因为已经发动的种种暴动，只是造成了一些“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它和苏维埃革命的模式，以及俄国革命的经验，相去甚远。按照苏维埃革命的方针，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它根本无法满足苏维埃模式对无产阶级，即对产业工人领导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骨干作用的那种要求。

从苏维埃革命模式的角度看，暴动结束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偏僻的乡村所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和根据地，距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相距甚远。

如何使苏维埃革命这种模式适合于中国的现状?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会议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目前这种以农村为主的斗争方式具有合理性。

一方面强调，“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另一方面则肯定，“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

既然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故现有条件下，中共革命的总策略就是要首先努力使互相隔离的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通过游击式的战争推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暴动的展开，进而使工人的暴动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助联络，最终造成全国总暴动的形势。不过，越是肯定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肯定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而是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暴动，许多中共领导人也就越是“感到悲观”，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

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了解，苏维埃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是由产业工人阶级领导和充当骨干，以中心城市领导乡村的工农革命。

正是这个原因，9月苏维埃革命方针最初提出时，共产国际代表特别要在决议案中写明：苏维埃的组织应当建立在如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

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当中共中央在11月间召开紧急会议之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提法就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他在新的决议案中明确写道：只要“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

这种情况足以说明共产党人的苏维埃革命观念正在受地方暴动实际需要的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江苏和广东两地的共产党人都大胆地开始了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践。

中共中央农运委员会书记、江苏省委负责人王若飞是最早开始进行这一实践的中共领导人。他在10月初就主持召开江苏省常委会，确定要在宜兴、无锡、常州、江阴、常熟五地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而以宜兴为首发，其他各县为响应。

11月1日，宜兴县各路农民暴动队伍攻占了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了宜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随后无锡、江阴、崇明等地共产党人亦先后以暴动予以响应，但所有这些暴动几天之内就在强敌压制下失败了。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趁广东李汉魂与陈济棠两部争夺地盘相持不下，也领导海丰、陆丰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占领了两县县城。

在得到广东省委批准后，彭湃相继在陆丰和海丰分别组建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这是共产党人在中国一度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以“苏维埃”为标志的革命政权。

一方面在中国提出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一方面为适应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悄然地改变苏维埃革命既定的模式，这自然不是中共中央甚至也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看到的。既然国民党当年能够以广州为根据地，借助于苏俄援助而逐渐发展壮大，共产党为什么不行呢?从“四一二”事变发生，两湖地区陷入困境开始，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就不止一次地设想过重新占领广州的问题。苏维埃革命方针刚一提出，中共中央就曾作出过建立以广州苏维埃为核心的“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并“将党中央迁往广州的部署"。

很明显，只要能够夺取广州，城市领导乡村、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11月召开的紧急会议的态度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改变。会议决议也明确地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因此必须要“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广州作为中国革命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座中心城市，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成功地举行暴动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就在中共中央和莫斯科方面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广州市政权能否长久维持不大重要，而主要的是要扩大暴动”，因为“广州可说是全国大暴动的开始”。

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告全国工农民众书》，公开号召工友、农友、士兵弟兄统统暴动起来，声称：“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只要大家行动起来，必可组织起自己的政府——苏维埃共和国。

共产国际亦向全世界工人、士兵及被压迫民众发出宣言：

“广州在革命争斗之中，顿开一新的局面，广州的工农夺取了政权，苏维埃革命的鲜红旗帜已经在南部中国的首要城市之中高揭起来了。广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实在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事实。”

尽管红色的广州已经陷落，但“我们可以断言，反革命势力在广州的胜利必不能保持得很久”，“新的争斗必然重复震动起来”，“必然比较以前更加扩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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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暴动失败后，到底没有能够像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在全国各地引发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了全国大大小小近百次暴动，·然而所有这些暴动，几乎只有农民暴动有坚持下来的可能，无论是最初计划进攻城市的暴动，还是像广州暴动这样的中心城市暴动，最终也还是只有走向农村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间。

这种情况最终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开始认识到：由于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许多半独立的区域的存在和“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有强有弱，要想一举夺取全国政权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从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开始，乃至于从一县数县的胜利开始，逐渐走向全国。

四、苏维埃革命模式的实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广州暴动的失利，更加说明中共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在内的南方各地农民武装割据，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毛泽东退至井冈山后，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根据地创建工作。与此同时，从部队生存发展需要的角度，他更是不失时机地积极向外扩展，尽力去攻占农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大小县城。

1927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湖南军阀的部队外调，毛泽东马上抓住有利战机于11月18日攻占了茶陵县城，建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后改为“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政府由工农兵三方代表组成，谭震林为工人代表李炳荣为农民代表，陈世榘为士兵代表，以谭震林为县苏维埃主席。

这是湘赣边界建立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此后，应江西万安县委的要求，毛泽东率部于1928年1月从砻市出发，攻占了连接贛西南与赣南、粤北的要地遂川，发动群众，分田分地，建立乡村政权，并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1月下旬，万安、遂川虽然被国民党军队重新夺回，一部农军被迫与毛泽东部会合上了井冈山，但毛泽东部全师而退，既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进犯，且打下了新城，占领了宁冈县城，在2月21日宣布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到1928年2月，毛泽东已经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成功地创立了以井冈山为依托，以茶陵、遂川、宁冈三县苏维埃政府为政治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中共党的各级组织及其地方武装也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万安、酃县、莲花各县得到恢复。对此，中共中央亦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明确认为，广州暴动失败后，湖南、湖北、江西正在成为新的革命的中心区域、关系全国革命发展的前途甚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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